法制網訊 記者徐鵬 通訊員李明 2018年3月28日，山東省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菏澤市委原常委、宣傳部部長王永江受賄一案。淄博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指控：2004年至2017年，被告人王永江利用擔任菏澤市單縣人民政府副縣長、代縣長、縣長、中共單縣縣委書記、菏澤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土地手續辦理、政府扶持資金兌付、工程承攬、職務晉升等方面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其妻、其子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042萬余元。

　　檢察機關認為，被告人王永江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在位時逢年過節受賄

　　王永江，1957年出生，菏澤曹縣人， 23歲參加工作，28歲加入中國共產黨，2017年4月退休。

　　2017年9月22日，山東省紀委發布消息稱：中共山東省紀委對菏澤市委原常委、宣傳部部長王永江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經查，王永江違反組織紀律，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干部選拔任用中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收受財物；違反廉潔紀律，收受禮金。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收受財物，涉嫌受賄犯罪。

　　2017年9月21日，因涉嫌受賄犯罪，王永江被刑事拘留，9月30日，經山東省人民檢察院決定對其逮捕。本案經山東省人民檢察院指定，由淄博市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于2017年12月25日移送審查起訴。隨著庭審的進行，其違法犯罪事實被一一公開。

　　據辦案人員介紹，2004年中秋節前至2012年春節前，王永江接受單縣某集團公司請托，在企業發展、產品推銷、廠址搬遷等方面提供幫助，先后18次收受現金45萬元，POLO轎車一輛。

　　這些行賄款，該公司均以“大客戶兌現或獎勵有功人員”理由作做賬處理。

　　收受的錢，王永江有的放在家里陸續花，有的攢一段時間后存入銀行。

　　2009年初，某化工企業搬遷被列入縣委政府重點工作，王永江作為縣主要領導，親自調度并到現場督促進度，當年年底，該企業順利搬遷完畢。

　　王永江還受該公司董事長請托，在公司上市、稅收優惠及帶其到歐洲考察等方面提供幫助。

　　該公司董事長證實，為感謝王永江平時工作的支持與幫助，他利用外出考察、過年過節等時機，9次送給王永江5000歐元，2.5萬美元，20萬人民幣，10萬購物卡和30克金條。

　　法庭調查階段，王永江對起訴書指控的所有犯罪，供認不諱，都以“屬實”或“同意”回應。

　　辦案人員查名，王永江還以借為名收受車輛、將購買的車輛落戶在他人名下，將受賄所得放在親屬處保管等，妄圖逃避法律的制裁。

下屬職務調整成收錢借口

　　辦案人員介紹，王永江任縣委書記，對縣里的人事提拔重用有向市里推薦的權力。

　　2007年12月，菏澤市考察單縣副縣級干部，王永江受某鎮黨委書記黃某請托，推薦其為縣人大副主任的考察人選，在他的幫助下，黃某被提拔。

　　2010年12月，單縣進行干部調整，王永江召開常委會，同意將其作為副縣長候選人上報，隨后不久，黃某被任命為副縣長。

　　又過了幾個月，縣常委班子調整，經王永江幫助，黃某再次順利當上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在黃某這一路提升過程中，王永江先后15次收受黃某送的現金、購物卡，共計22.6萬元。

　　王永江承認，即便是任市委常委、宣傳部長之后，黃某因工作變動，又成了自己的下屬，黃某為感謝自己，同時想在以后工作上能繼續得到支持，再次送來1.1萬元的購物卡。

　　這樣的情況并非特例。起訴書指控，王永江在為縣財政局副局長趙某職務晉升、某公司負責人宋某之女安排工作等提供幫助后，大肆收受財物。

　　2007年，單縣某企業集團籌備建設工業園廠區，與經濟開發區簽訂了一期、二期廠房建設合同和基礎設施建設合同，按約定，政府給予資金支持。

　　也是從2007年開始，縣政府通過經濟開發區管委會陸續給企業撥付1億多元承諾的配套資金，但是撥付資金不到位，差距很大。

　　于是，該企業負責人找王永江，懇請協調幫助盡快落實政府在廠房建設、相關基礎設施建設配套資金事宜。

　　在檢方當庭出具的證據中，多位證人證實，王永江對該企業工業園項目非常重視，經常召開工作調度會，多次開會或者電話安排，協調有關部門解決該企業建設中的資金、手續等困難。

　　而與此同時，從2006年春節至2017年春節，王永江15次收受該企業負責人送給的現金157萬元、銀行卡10萬元。

　　從2004年至2017年的13年間，王永江先后160余次收受他人賄賂，地點或在辦公室、賓館、家中，或在單縣、菏澤，甚至在出差開會的北京、深圳等地，他都曾收受別人送上的財物。

隨口一說行賄人送上購車款

　　王永江長期擔任單縣“一把手”，工作積極務實，其工作能力也獲得相關單位的肯定，本應發揮專長，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然而，他卻思想滑坡，放松自我要求，背離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罔顧黨紀國法，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作為了斂財的工具。

　　辦案人員了解到，一開始，王永江面對別人送來的錢，也曾有過堅定拒絕，即使面對的是10萬元現金和銀行卡，都曾被他退回。

　　王永江坦言，自己后來在成績面前，沒有把握住自己，感到企業和個人是感謝自己、討好自己，從而開始收受財物，數額由小到大，一發不可收拾。

　　王永江在單縣任職時，多次為某房地產公司在土地競標、規劃審批、協調貸款等方面提供幫助。公司董事長時某先后17次共送給王永江104萬元現金、2萬美金、700克金條。

　　2017年1月，為感謝王永江協調資金，時某再次送給王永江10萬元現金。當時，王永江提到自己快退休了，以后沒有車了。時某考慮到王永江之前提供的幫助，提出讓王永江當公司顧問，王永江說有紀律規定，當顧問不允許。

　　時某提出，不允許就給王永江50萬買輛車，并表示過年后打款。

　　2017年3月，王永江給時某打電話稱聯系好買車了。隨后，時某向王永江提供的賬戶轉款50萬元。

　　王永江還利用擔任中共菏澤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趙王河上游生態公園工程建設指揮部指揮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為某公司在項目推進等方面提供幫助，先后2次收受公司法定代表人給予的25萬元人民幣。其中，收受的最后一筆20萬元，就發生在其被省紀委雙規的前幾天。

　　公訴人指出，本案的警示在于：王永江從一名小學的民辦教師，到考上財政學校，從一名辦事員干起，到走上領導崗位，體現了黨和人民的培養與信任。王永江本應珍惜信任，廉潔奉公，卻在擔任一把手之后，逐漸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突破了領導干部的基本行為準則，最終毀掉了自己后半生的幸福。在令人扼腕嘆息的同時，也給世人以深深的警醒。

　　“我痛心自己的行為給黨抹了黑，對不起組織、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領導和同事，對不起自己的親人，悔恨自我要求不嚴，悔恨對法律不曾敬畏，我認罪，我悔罪，堅決服從判決，決不上訴。”庭審現場，王永江在最后陳述時說。

　　庭審結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擇期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