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嘉賓

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長 滕欣燕

西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副教授 陳凌云

家暴從來都不是“家務事”！

從今年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對反家暴問題的關注，到“兩高”報告中對家暴“零容忍”的堅定立場，再次證明，反家暴是國家、社會和每個家庭的共同責任。

自2016年3月1日起，我國反家庭暴力法已正式施行9年。這部法律鄭重宣示：“國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不久前，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等9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強家庭暴力告誡制度貫徹實施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通過24條具體規定，對告誡制度的具體實施、程序規范以及其與相關制度的銜接等進行細化規定，推動告誡制度充分發揮其作為預防制止家暴“警示器”“緩沖閥”的效能。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意見》出臺將為家暴問題的解決帶來什么利好？《意見》有哪些亮點？如何能讓《意見》更好發揮作用……3月21日，記者采訪了相關領域的專家。

記者：相比事后懲戒，事前防范能更有效地避免家暴發生。《意見》完善了家庭暴力告誡制度的執行機制，對解決家暴問題有何意義？

滕欣燕：一直以來，我們對家庭暴力大多側重于事后懲戒，但有力的事前防范機制更能從源頭有效遏制家暴行為。《意見》的出臺，是法治力量對家暴“拳頭”的一次有力迎擊和震懾，通過讓公安機關在家暴發生之初及時介入并發出告誡書，明確施暴者法律責任，形成法律威懾，對于預防家暴激化升級、保護家暴受害人意義重大。此外，家暴因具有隱蔽性等特征，在司法實踐中長期面臨“舉證難”困境，而告誡書作為公安機關出具的正式法律文書，可直接作為認定家暴事實的核心證據，也可作為申請保護令的重要證據，降低了受害者舉證門檻。

陳凌云：《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明確規定了公安機關出具的告誡書是家庭暴力的救濟措施之一。然而歷經數年，告誡書的實施效果欠佳。一方面，因家庭暴力發生場所的隱蔽性、當事人關系的親密性、倫理性以及暴力行為的多樣性等特點，影響公安機關對家庭暴力的認定；另一方面，深受“清官難斷家務事”觀念的影響，公安機關介入后大多選擇口頭教育和警告的方式，導致告誡書獲得難，家庭暴力的社會治理效果差。《意見》彌補了反家庭暴力法原則性規定的不足，通過強制要求公安機關出具告誡書，倒逼基層執法人員提升反家暴執法意識，并以社區公示等配套措施形成社會監督壓力，促使施暴者行為矯正，標志著中國反家暴工作從事后懲處向源頭防控的轉型。

記者：《意見》有哪些亮點？

滕欣燕：《意見》構建多部門聯動機制，強調了公安、人民法院、教育、衛生、民政等多部門的協作聯動，如公安機關出警處理家暴，人民法院在后續審理中可參考告誡情況，必要時依申請快速發出人身安全保護令，不需要再重復舉證，實現程序上的無縫對接。此外，《意見》細化規范告誡程序，將反家暴的“原則性規定”轉化為可操作、可量化、可追責的具體規則，為后續可能的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提供規范的前置程序。另外，《意見》首次以規范性文件形式明確告誡書作為家暴事實認定的核心證據，解決受害者舉證難問題，讓家暴受害者維權更有底氣。《意見》還特別強調了對受害者的保護措施。如提供心理輔導、法律援助等，確保受害者的權益得到充分保障。

陳凌云：《意見》是在充分了解家暴的社會危害性基礎上制定的社會聯動治理方案，不僅為基層民警提供了具有可執行的操作標準，還通過公安機關出具告誡書聯動相關職能部門和組織在家暴治理中充分發揮職能作用，為矯治家暴行為提供了中國方案。《意見》最大的特點是從實體和程序兩方面規范告誡制度，讓告誡書有了量化標準。具體表現如下：首先，明確規定了“一般應當”出具告誡書的情形和5種不能用告誡替代其他措施的情形；其次，規定了家庭暴力的查訪監督制度，要求公安機關在出具告誡書后7日內回訪，社區每月跟進施暴者行為矯正情況，降低重復施暴率；最后，彰顯了法律對家暴受害者的深切關懷和堅定保護。如《意見》明確，告誡書可以作為家庭暴力受害人到臨時庇護場所主動申請庇護的書面憑證，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憑告誡書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等法律援助。《意見》還提出反家庭暴力工作應當保護當事人隱私。

記者：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如何讓《意見》在我省更好發揮作用？

滕欣燕：一是依據省情完善制度配套，細化操作標準。如建立完善公安、人民法院、民政等部門的信息共享平臺，實現告誡書信息實時互通，確保公安、人民法院、教育、衛生、民政等部門能夠高效協作。二是建立監督與評估機制，定期對《意見》的實施情況進行調研督查，或者將告誡書出具率、回訪完成率等指標納入公安機關年度考核，確保各項措施落到實處。三是通過在縣級行政區設立反家暴“一站式”服務中心，整合資源為受害者提供全面的支持服務，包括心理輔導、法律援助、臨時庇護等，確保“紙面權利”轉化為“現實安全”。

（記者 陶玉瓊）